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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助力司法体制改革:公检法互联网+
20:13:35   美亚智库         阅读数:151673
正在深入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倒逼着公检法机关进行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用“大数据思维”唤醒司法的信息“宝藏富矿”,助推提升司法公信力。

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7月10日在贵州贵阳召开。政法系统如何“玩转”大数据等高科技成为本次推进会的重点话题。会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专题推介了贵州、上海试点现代科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经验。“现代科技应用迈出一小步,可以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前进一大步。”孟建柱说,“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以帮助司法人员克服认识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和人情关系的干扰,促进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


大数据,向来是科技达人口中的高冷词汇。如今,这大数据又同更加高冷的公、检、法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新的“火花”。司法体制改革已经搭上“大数据”的快车。


一、“大数据”牵手司改的“前世情缘”


本次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把理念思路提升、体制机制创新、现代科技应用和法律制度完善结合起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相关配套改革。


这不是国家第一次将“大数据”与司改结合起来,追溯两者的“前缘”,我们发现国家对此早有布局。


2017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将依托大数据及智能语音等前沿科技,统筹利用以司法办案数据为核心的检察数据资源,建立检察大数据总体架构,营造大数据应用良好生态,打造“智慧检务”。


2017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大数据法律研究中心12日发布题为《2016,当我们谈论最高人民法院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研究报告显示,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内容最相关的10个关键词中,“智慧法院”也出现在这一榜单上,反映出在国家大数据发展的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信息化升级建设的宏大蓝图和一步步地推进实施。


2016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颁布,提出力争到2017年底建成“全面覆盖、移动互联、透明便民、安全可靠”的智能化信息系统,加快建设“智慧法院”。自此,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智慧法院”建设在全国法院蓬勃展开。


2016年1月22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目前,信息共享和深度应用不够,是制约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各级政法机关要加大组织力度,搭建有效平台,提高信息综合利用水平和信息预警能力。


2015年9月23日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会议辽宁大连召开,“大数据”这个概念被多次提及,着重强调。会议指出,大数据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给我们防控公共安全风险提供了新途径新手段。


……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多次强调,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世界的改变超越了人们的想象,这既给政法系统维护公共安全带来挑战,更是机遇。即将来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给司法体制改革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全国政法机关探索司法运行新模式,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贵州、上海试水 “大数据”+司改成绩显著


近年来,上海、贵州等地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创造性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破解难题,探索出一条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融合的新路子,改变了许多传统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提高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贵州省委将大数据作为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全省政法系统抢抓机遇、自加压力、主动作为,把司法体制改革和大数据应用作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推动“大数据”应用到司法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诸多方面,谱写了“数字政法”“智慧司法”“政法平安云”等众多精彩篇章,形成了大数据办案系统、大数据辅助决策管理、大数据司法服务系统、“云盾工程”、“数据铁笼”、智能笔录云平台、电子换押等一大批典型经验和亮点,多次获得中央和省委有关领导的批示和表扬,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贵州精彩篇章。


在以往,不少案件由于证据收集不合法,带病进入诉讼程序,最终要么不被法庭采纳,放纵了犯罪,要么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酿成冤假错案。“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是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应用的智慧结晶,是推动刑事司法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这方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今年5月,上海高院开发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206系统”)上线试运行。它收集了上海近5年来的591件命案进行分析,最后归纳出7个环节、13项查证事项、30种证据材料、235项证据校验标准。这套系统第一次将法定的统一证据标准嵌入到公检法三机关的数据化刑事办案系统中,并连通了三家的办案平台,促进执行统一的证据标准。“这套系统具有校验、把关、监督功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介绍说,这样可以及时发现证据中的瑕疵与矛盾,及时提示办案人补正或作出说明,确保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实现防止冤假错案。截至6月底,上海刑事案件大数据资源库汇集了1695万条数据,其中案例库案例9012个、裁判文书库文书1600万篇、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库条文948384条、办案业务文件库各类规范性文件638件。与此同时,证据标准库、电子卷宗库将随证据标准的制定及开发的案由同步更新。未来,该系统将具备证据标准指引、单一证据校验、逮捕条件审查、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等20项功能。


不仅是刑事诉讼正在结合“大数据”、智能化,民事诉讼的互联网化、智能化走得更快。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事实上,早在2015年,浙江高院就主导建设了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并在杭州多家法院进行试点。


三、“大数据”+司改=更多可能


虽然目前的司法辅助系统不可能全面代替法官等工作人员。但是,现阶段,司法智能化探索至少能把人从大量机械、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将精力和时间投入对于正义的权衡中;以及将证据标准、诉讼流程更为客观化,以技术约束权力的任性。“审判是一种艺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案子,机器可以给办案人员做提示、指引,但最终的决定权在法官手里。”上海高院刑庭副庭长徐世亮认为,“大数据”只能提供辅助,最终还是要由人来把握司法审判的尺度。


正在深入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倒逼着公检法机关进行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用“大数据思维”唤醒司法的信息“宝藏富矿”,助推提升司法公信力。除了在宏观上,决策者要树立“大数据”的司法理念,司法机关各项工作要迎合“大数据”的潮流,发挥信息技术的引擎作用;还要在微观上,及时构建全国公检法的案件信息管理数据库,将信息化的“大数据思维”引入调查取证、审判管理等环节,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为依托助力司法体制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对“大数据”参与司法改革表示看好,在不久的将来,书记员、法警甚至部分行政人员将被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所替代,如何将分流出来的司法人力进行重新配置,值得改革者未雨绸缪,释放出来的这些人力资源如何重新配置到法治建设中,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值得认真研究并做好政策应对。


“大数据”+司改,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等待我们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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