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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非正常死亡事件追思:厘清导师权界需要制度发力
2019-01-21 17:22:03   美亚智库         阅读数:1309
2018全年舆论场上发生了多起在读研究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年初发酵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硕博连读生杨宝德溺亡

2018全年舆论场上发生了多起在读研究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年初发酵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硕博连读生杨宝德溺亡,3月下旬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硕士生陶崇园跳楼,12月中旬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生陆经纬跳楼等。


在这几起事件中,遇难研究生的导师无一例外受到了舆论的关注。在三起研究生自杀事件的相关舆情数据中,涉及“导师”这一话题的占比都超过了7成。这也反映出,三起事件中舆论主流观点都在审视导师的权界与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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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8年3起研究生自杀事件各自舆论关注量及导师话题占比


一、亲朋爆料引舆论发酵


三起在读研究生自杀案件的发酵,共同引爆点是亲朋在社交媒体发文控诉,认为三位导师把对学生私人领域的侵犯当成理所应当: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溺亡后,其女友在微博和朋友圈发表《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曝光杨宝德除了被其导师周某要求陪吃饭、挡酒外,还要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陶崇园跳楼后,其姐姐在新浪微博曝光陶崇园遭受导师王某压迫,长期被要求为他提供送饭、找眼镜和叫醒起床等私人服务,甚至被要求称呼王某为“爸爸”;而同济大学硕士生陆经纬跳楼后,其家人也曝光了陆经纬365天全年无休地为客居在芬兰的导师陆某服务,还被要求住在实验室一年多。


虽然三名自杀研究生家人单方面控诉其导师压榨学生未必是事实的全部真相,但是从相关涉事学校的官方通报来看,除了陆经纬导师因长期客居芬兰致校方调查滞后外,另外两名自杀研究生的导师确实在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外对其学生提出了额外的私人要求:西安交大对杨宝德溺亡案的情况通报中,主动提及了其导师周某确实存在让研究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等行为;武汉理工对陶崇园坠亡事件的情况通报中,也承认了其导师王某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关系等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行为。


二、舆论对导师权界的指责呈攀升态势


从三起研究生自杀事件的互联网信息来看,舆论中出现管制、剥削、压榨、奴役、刁难等负面词汇的比例是呈现上升趋势的。2018年初发酵的杨宝德自杀事件中,这类负面词汇的出现频率约为53%,也就是说,约有一半的舆论认为这起校园悲剧的发生其导师应负有一定责任。但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杨宝德自杀与其心理脆弱有关,甚至认为其太矫情、太把自己当回事,如知名女作家@六六就称: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装个窗帘、买个菜,打扫个卫生就委屈死了?俺们跟师,出门拎包抱着杯子,鞍前马后办入住,洗洗涮涮还生怕师父不满意。人哪!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所谓学习,不仅仅是课本的,也是做人的道理。


虽然在杨宝德自杀案中,舆论对于其自杀到底是导师问题,还是自身心理问题抑或是个人定位问题的争议颇多。但仅仅两个月之后,又发生了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陶崇园自杀事件,在这一起事件的互联网舆论中,管制、剥削、压榨、奴役、刁难等负面词汇的出现频率就上升到了六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同济大学硕士生陆经纬跳楼事件中,舆论中这一负面词汇的提及频率甚至超过了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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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舆论在三起研究生自杀案件中对其导师的指责变化趋势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接二连三出现在读研究生自杀案例,就不是简单地能用学生“自视清高”、“心里脆弱”解释的通了。随着这类事件的频发,越来越多的网络舆论也开始认识到导致在读研究生自杀,其个人定位和心理问题并非全部原因,导师权力过大带给学生窘迫感和无助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长远影响的是教育生态及人才培养质量


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影响,往往不同于本科教育阶段“大众化产品”生产过程的师生关系,而是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写作论文时的指导老师,一定程度上还拥有对研究生行驶学业评判、思想教育、行为控制等权力。也就是说,对于研究生而言,有时不但是导师知识的接受者,也是导师人身的依附者。


这种结构下的师生关系,带来的影响是辩证和双重的:导师掌握研究生求学阶段“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一方面会给部分研究生带来愤懑与困窘,但另一方面也会给导师自己喜爱的研究生带来特别的关照和特别的资源。因此对于一些导师在正常教学科研外的额外私人要求,舆论中才会出现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生在提高自身科研水平的同时,给导师“打工”甚至学些“做人”的道理,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但问题是,当象牙塔多了功利的气质,研究生大量承担与学业科研无关的琐事,导师干预学生私生活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长此以往影响的就是高校教书育人的生态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正如微信公号“侠客岛”所言,如果研究生仅仅被导师当作廉价劳动力,从事一些毫无知识增量的重复劳动,那就有悖于高等教育的初衷了;“东方网”也称,这种不正常的师生关系发展下去,不仅偏离了学术研究的初衷,更会污染校园生态,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因此,纠正这种异化的师生关系,不仅出于对教育生态的维护,更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反思。


四、厘清师生关系,用制度监督制约导师权力


三起在读研究生自杀悲剧中折射出异化的师生关系,其实也反映了当下高等教育存在的困境,而这种困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研究生阶段师生关系权界不明:导师权力被无限放大,甚至出现公私不分的情况,而研究生又缺乏平等的话语权,被禁锢了向非正常师生关系说“不”的空间。


和谐的师生关系,既不能从传统师德层面单纯依靠导师“人品为先”“自觉自愿”,也不能从传统师徒制层面要求学生“八面玲珑”“绝对服从”。从舆论反响来看,不少观点认为要给异化的师生关系纠偏,还需依赖制度发力。


首先,要真正保障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也就是更换导师的权利。虽然理论上一些高校研究生可以更换导师,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在人情关系的制约下,学生怕得罪人而不敢提,其他导师怕得罪人而不敢收。建议有关部门针对这种状况探索相关硬性机制,确保学生换导师不再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行为。


其次,建议在研究生招生中尝试以专业名义招生。要弱化导师的权力,就应尝试改变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固化”的培养模式,如微信公众号“冰川思想库”就建议,试行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的招生中不要以导师名义招生,而应以专业名义招生。最好等研究生完成基本课程的学习后,再根据他们论文的课题确定多名论文指导教师,这样既可以避免导师和学生之间形成那种传统的师徒制导致双方都会相互依赖乃至相互拖累,也可以使得研究生的知识构成更丰富,学术研究更自由。


最后,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和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加强考核监督,将导师反馈评价监督机制真正落到实处。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强化师德监督,有效防止师德失范行为。2018年2月,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明文规定要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激励机制。只是,三分靠政策,七分靠落实。要确保研究生导师的权力真正受到制约,还需要监管和监督部门发力,畅通对导师行为的举报和反馈机制,将文件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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