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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大数据用于制约频繁跳槽者:政府不该用征信限制劳动者的流动性
2019-04-17 19:06:17   美亚智库         阅读数:1267
用个人征信绑定劳动者的争议想法,与当下各城市如火如荼、大放利好的抢人大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才失去流动性,不就是想再造一批没有议价能力的环卫工吗?这样能真正优化当地企业的用人环境吗?

4月2日,江苏公共新闻频道《通天下》栏目讲述了3月30日宁波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有企业人士大倒苦水,称招工难留住人才也很难。对此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平安表示,浙江省接下来将就员工离职实施制约措施,马上推进人社信用体系建设,“对单位和个人我们都要建立信用体系,个人老是频繁地辞职和就业的话,那肯定他的信用成问题了”。随后媒体纷纷以《浙江:个人频繁跳槽,将被纪录信用系统》《浙江省人社厅:个人频繁跳槽,信用将成问题》等为题进行报道,事件引发舆论热议。


一、网民普遍认为辞职和跳槽是个人自由,政府无权干涉


消息曝光后引发大量网友吐槽,网络上不理解的声音居多,网民普遍认为辞职、跳槽是个人自由,不应受到外部特别是政府的干涉。


部分网民认为政府将征信数据用于约束员工跳槽是滥用征信权利。网民中这类观点不少,如网民称,“能不能用征信干点好事儿啊(赞2763次)”“征信是拿来这样用的吗?(赞2286次)”“这条规定就与劳动法相冲突,我不违反合约不违法,跳槽属于个人职业生涯考虑,怎么会跟征信扯上关系?”


部分网民情绪激动地对浙江官方展开抨击。微博大V@潦倒文人路边美食达人朱学东(粉丝404万)称,你永远无法想象,这样的创举竟然首先由浙江社保厅提出,了不起的浙江官员!不说违法,就一点,完全忘了浙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了。幸好我离开职场了也不在浙江,否则像我这样跳槽频繁的人,一定会被定为信用有问题的人……网民更是称,“典型的政商勾结”“这些官员吃饱了撑的,怎么不想想为什么会离职率高的”“形象的展示了‘服务型政府’到底服务的是谁”。


部分网民认为政策有待商榷,不能板子只打在劳动者一方。网民称,“996不影响征信,跳槽影响?(赞8562次)”“那离职率高的公司是不是也得约束一下啊?(赞6810次)”“这政策有待商榷吧,有的你不跳槽工资上不去啊,企业就是不给加工资,其它地方工资待遇高当然要换工作咯,这难道也有错嘛?(赞368次)”“浙江官员代表和企业代表讨论用征信约束频繁跳槽,没看到劳动者代表在哪儿?”


部分网民认为收集信息要有边界,过度收集个人数据泄露隐私。网民称,“节目上说已经建立一千万人的数据库,你的特长是什么,爱去哪家药店,身体怎么样恐怕都知道了,经过我们同意了么?盗取别人信息偷偷摸摸干就行了,竟然还有脸在新闻里说!我们韭菜不要面子的嘛!”“真的很气!平常看个病买个药都被监控并建立数据了……太可怕了!完全没有征求老百姓同意,个人隐私不值一毛钱……还不如装个软件好歹还让你勾选一下是否同意”。


二、搞表面公平的“各打五十大板”,会让劳资双方的天平更加失衡


需要澄清的是,浙江省酝酿的这套信用体系不是只针对跳槽员工的,针对企业也考虑要建立信用体系。但是舆论的焦点问题全都集中在针对跳槽员工建立信用体系,针对网民中几乎一致的吐槽声音和情绪化颇浓的反对意见,浙江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员工的正常离职并不会影响个人信用分,而是那些频繁恶意、超出正常履约范畴的跳槽行为或受影响。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研究之中,未来如果要制定相关细则肯定会非常理性,深入调研听取各方意见并考虑多重问题,以兼顾企业和个人的利益。


浙江人社厅之所以表态要把恶意跳槽问题纳入人社信用体系研究之中,一方面是源于当前社会上有些劳动者的频繁无序跳槽加重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企业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对员工进行招聘培训,刚把新入职的员工培训合格了,员工却又辞职了,这就导致企业又要花费时间金钱与精力去招聘和培训新员工。


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职场上大量出现的“职业碰瓷”行为。当下某些求职者专钻企业的劳动管理漏洞,或隐瞒真相或布下陷阱,人为制造违法用工现象,为牟取不当得利而恶意索赔。比如“北晚新视觉”曾报道江苏扬州的“碰瓷式职业维权人”窦某在两年时间里先后换了近20个工作,将15个东家告上了法庭,其中13次胜诉;《工人日报》也曾报道在福建工作的47岁聂某,一年间换了11家公司,申请仲裁11次,提起诉讼8次,诉讼请求都是索要加班工资。


近年来产业界乃至一些官员、学者对现行劳动法都有不满的声音。他们认为,现行劳动法“过分保护在职员工”“对企业保护不足”,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削弱了产业竞争力。我们也必须承认,现行劳动法在思路上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不对称”,企业开除员工比员工主动跳槽在操作上要更难一些,付出的成本要更大一些。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对于企事业用人单位,广大劳动者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正如《燕赵晚报》所言,相关部门要看清这一点,要看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天平仍然向用人单位倾斜,如果不顾及这一基本事实,搞表面公平的“各打五十大板”,就不利于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会让劳动者受到伤害,让劳资之间的天平更加“失衡”。


三、政府若要干预劳动者跳槽,先需进一步分析劳动者频繁跳槽的原因


虽然浙江省人社厅出面解释与个人信用联系在一起的仅是频繁跳槽行为,但是媒体和专家仍旧提出了质疑。专家从如何界定“频繁跳槽”的角度提出疑问。如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石新中称,首先要怎么界定“频繁”?一年换多少次工作算频繁?仅仅用“频繁跳槽”来概括员工的离职行为“不够严谨”。


媒体则认为应进一步分析劳动者频繁跳槽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将劳动者频繁辞职和就业归咎于不守信用。媒体认为,员工频繁跳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没有兑现好事先承诺。如《燕赵晚报》称,很多时候更多原因在于用人单位不够尊重与善待劳动者,还有一些企业进行夸大宣传,等劳动者入职之后,才发现工资待遇等各方面并没有宣传得那么好,让劳动者有种被欺骗感,从而选择闪辞。二是企业内部的上升和加薪通道狭窄。如“新华网客户端”称,事实上许多企业内部没有制度化、可预期的上升渠道,老员工只有跳槽才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三是劳动者频繁跳槽是经济调整的被动选择。如“中国经济网”称,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正在调整升级,新兴行业层出不穷,很多企业岗位都变动不居,劳动者频繁跳槽,也是一种无奈选择。


另外,劳动者频繁离职跳槽的社会大环境前提也不得不提。首先,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支柱性产业,但是目前第三产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用工规范程度低,不缴社保、不给加班工资,夫妻店、家族式经营、管理混乱是常态;其次,新一代劳动者已经从父辈的生存型就业走向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型就业,他们在选择就业岗位时,薪资收入已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在2018年1月上海市人社局发布的2017年度上海市居民就业满意度调查中,人际关系、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路上时间和行业前景,都超越了薪资收入而成为劳动者就业更在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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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海市居民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劳动者频繁跳槽既有企业没有兑现承诺、升职加薪渠道狭窄、以及中小企业用工不规范等现实原因,也有经济转型岗位变动不居和青年人善于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大环境有关。在这种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对于浙江省人社厅的做法,有微博大V就一阵见血地指出:“不去考虑解决这些核心问题,却用征信大数据来束缚劳动者,且不说它肯定起不到作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只能显示当地人社部门脑子进了水”。


四、限制劳动者的流动性,可能付出的是牺牲人才环境的长远代价


就在浙江省人社厅欲考虑用征信大数据约束频繁跳槽者消息曝光的两天之后,4月4日媒体曝光了南京市为环卫工人配发智能手表,只要环卫工人于上班期间在原地停留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环卫工人要继续工作,如果脱离工作区域手表还会把数据分发给环卫工所属分公司进行处罚。这个举措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避免一些环卫工人在其位不司其职,浑水摸鱼,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忽视了环卫工的心理需求,也忽略了舆论的抵触情绪。这与其说是管理公司对环卫工人的关怀,倒不如说是对环卫工的冰冷监视,比如有网民就愤怒地表示“强奸犯都没这待遇”。


同理,浙江省人社厅强力打击跳槽现象,甚至用个人征信绑定,初衷也可能是为了优化营商和就业环境,但是目前从舆论反响层面来看,这个举措的效果不但未必对地方产业发展是利好,还可能付出了牺牲人才环境的代价,把人才吓跑。这个用个人征信绑定劳动者的争议想法,与当下各城市如火如荼、大放利好的抢人大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才失去流动性,不就是想再造一批没有议价能力的环卫工吗?这样能真正优化当地企业的用人环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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