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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一周年,为何你不想生?
11:36:27   美亚智库   夏凉风      阅读数:12598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一周年之际,然而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家庭还不想生,笔者分析发现在实际生活中,生育成本、经济负担、职场压力等等社会环境造成的原因让一部分家庭“不敢生、不想生”。

2017年伊始,一则“湖南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跳楼”的消息刷爆社交网络,人们在感叹家庭妇女艰辛的同时,“生不生二胎”也成为热门话题。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一周年之际,多数专家和学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而调查显示的民众反应则是该政策在实施中遇冷,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不想生二胎,生育成本上升、职场压力过大、生活环境恶劣是不想再生的主因,有人表示现在已经不是“政策让生就愿意生”的年代。面对政策“遇冷”,专家建议要逐步解决医疗教育等“伴生”问题。


一、官方表示政策实施效果基本符合预期


2017年1月,媒体聚焦各地两会报告,其中有关人口增长的数字是否达到了此前专家的预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在2016年11月底举行的“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表示,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人口出生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


“十三五期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出生人口将出现2000万到2300万的小高峰。”人口专家原新曾经分析认为。2016年的实际人口增长虽然有所差异,但也基本符合专家预测。


从实际情况来看,2016年受到政策调整和猴年生育高峰的叠加影响,部分医疗机构已出现新生儿数量明显增加的情况,其中山东省自政策实施五个月后已受理单独二孩再生育申请22.3万份,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最敢生”的省份。“山东前十一个月共出生135万人,其中约六成是二孩,达到80万人,远超一孩。”山东省卫计委基层指导处副调研员范其鹏说,全面二孩政策从1月才开始实行,由于怀孕和生育的时间差,导致出生增加的不全是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也叠加了2014年放开的单独二孩和去年羊年生育补偿双重因素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此前表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峰值延后3年左右,于2028年前后出现,达到14.50亿人,比维持原来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下的峰值人口多3500万人。


二、官方已准备好,民间还不想生


1、官方:生“二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对于已经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第一财经日报》用了已经在“各地加快推进,开局良好”的描述。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官方对于“全面二孩”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各省调整发布新版计生条例,地区医疗机构加大产科、儿科床位,继续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从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教育等多方面做好了政策配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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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全国29省份新版计生条例产假调整情况


各省产假调整。目前,已有至少29个省份出台了新修订的地方版计生条例,明确产假、陪产假期限。且上述省份均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了本地的产假期限。陪产假方面,29省份中,最短的陪产假有7天,最长的则有1个月之久。


卫计委要求增床增医。伴随着生育需求的增长,不少地方,特别是大城市出现了产科床位供不应求的现象。对此,2016年10月25日,国家卫计委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指出在“十三五”时期,将加快产科医师、助产士人才培养,力争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在地方层面,已经有政府及医疗机构采取了措施。例如北京此前提出,要通过调整科室病房、购买民营机构产科病房等方式增加产科床位。


“十三五”规划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已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及了“加快基本公共教育均衡发展”“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加强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高到85%。”


2、民众:半数以上家庭不想生


网络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第一,必须有相处好的公婆;第二,必须有能帮忙的爸妈;第三,必须有靠得住的老公;第四,必须有懂事的老大;第五,必须有足够的假期;第六,必须有能足够让你任性的钱。满足以上六点你就可以安心放心宽心地生二胎,否则建议慎重考虑。”而在实际生活中,生育成本、经济负担、职场压力等等社会环境造成的原因让一部分家庭“不敢生、不想生”。2016年12月,全国妇联发布了一项针对北京、辽宁等10省(市)21个市(区)0岁-15岁儿童父母的调查显示,53.3%的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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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受访家庭不愿生育二胎原因排行


生育成本上升。在诸多影响父母生育二孩的因素中,有关孩子教育、就医、家庭经济状况等衣食住行的各方面都成为主要因素,随着生育成本的上升,家庭经济压力变大,有专家测算,生育二胎需要100万的成本。但是,这个数据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有网友直言,生个孩子家里至少要换一套大些的房子,按照现在一二线的房价计算,怀孕之后仅房子一项,就至少需要150万的置换成本。据上海前两年的调查显示,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3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2719.5元,4~6岁孩子的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负担”。有人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找工作与结婚,还要花100多万元。“养不起”成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家庭不想生的无奈选择。


女性职场压力增加。2016年国内一家大型招聘网站做了一项“职场妈妈生存现状调查”,近1.5万名女性参与调查。接近95%的受访者认为,计划再次生育会对女性的职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具有十年大型国企人力资源工作资历的一位网民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政府部门没有给企业一些实际性补贴,间接提高了女性就业的难度。而一家外企HR网民表示,“政策是好,但感觉是政府‘请客’,企业‘埋单’。二孩放开,一个女性员工在职场生涯中至少因为生育有一年不在岗,同时,自女性怀孕后,虽然其还在岗,但很多工作岗位因为身体的关系不能胜任,因此企业成本是增加的。”很多企业在人才招聘时都减少招入育龄女性。


生活环境变差。在全国妇联的调查中,“生活地区环境状况”是第三类影响生育二胎的因素。不断增加的“雾霾天”、环境污染、各类辐射、劣质奶粉、婴幼儿产品的假冒伪劣盛行……想要优生的父母恨不得将孩子装进保护罩,为孩子代购海外产品“大手笔”,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增加了生育成本。


三、全面两孩难改低生育率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前,最大的悬念就是,放开之后到底有多少人会生二孩?有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他们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 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有关部门应该注意到,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绝大部分人口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四、政策遇冷怎么破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生育率不像水龙头那样,想关就关、想开就开。当今中国无论是生育率还是生育意愿都远低于更替水平,要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不但生育政策要放开,也需要出台有利于减轻育龄夫妇生育和抚养孩子负担的政策,才有可能缓解低生育率危机。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指出,在部分地区生育二孩意愿有待提高,亟需各级政府完善配套政策,调整基本公共服务规划布局,为妇女生育、幼儿养育、儿童发展提供保障。针对此前调查显示一些影响生育的问题,有专家学者以及参加各地两会的代表委员给出了部分建议。


降低养育成本。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朱宗函表示,养孩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或者孩子父母的事情了,他建议“是否可以在小孩一定年龄的养育阶段,把个人所得税征收予以减免来减轻养育孩子家庭的负担。”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建议“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对生二孩的家庭,把生孩子的费用全部扣除在征税范围外。政府可以引导用人单位对生二孩的员工给予一定的补贴。如果国家下决心鼓励多生,公共部门也可以出一点钱。”


减轻育龄妇女职场压力。针对目前育龄妇女在职场面对的难题,民革广东省委员会的提案建议,应探索建立、完善企业补贴制度;建立起灵活多样的人性化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女职工的“就业权”和“生育权”,譬如可研究设立女职工弹性工作机制,考虑“建立双方自愿协商的机制”,允许女职工以“经济补偿性辞退、停薪留职、非全日制工作、远程办公”等方式度过生育哺乳期(分娩后一年);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禁各类用人单位在招录人员时实行“性别歧视”,在录用后应当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完善幼儿托管等机构设置。上海市妇联儿童和家庭工作部部长顾秀娟提出,儿童的托幼是衡量社会保障、儿童福利水平的重要方面。合理布局公共托幼资源,满足家庭托幼服务水平,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和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托幼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才能更好地支持家庭教育发展,提高生育率。北京市妇联副巡视员孙凤兰建议,政府制定行业标准和财政支持性政策,可结合北京实际情况,重点是首先推动2—3岁托幼机构建设;同时整合资源,鼓励符合标准的民办企业建设托幼机构。


二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考验着国家对公共服务配套的改善,只有解决了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政策才有可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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